朱维之在《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中征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中译文选

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正是在这一年，卓新平所著的《圣经鉴赏》首次问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书名中的“圣经”不仅指代《希伯来圣经》，还兼顾《伪经》与《新约》。作者本人生于1955年，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卓新平系统地介绍整部《圣经》的历史背景、成书过程、各类版本与翻译，以及在欧洲学界兴起的圣经文本批判学与圣经考古学。此部分对《圣经》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概览，但作者并未将相关方法应用在专著的第二部分，即对圣经内容的介绍和分析之中。比如，在第二部分、第五章、第十一节中，作者简要介绍“《列王纪》在公元前600年至550年之间形成”（122页），却没有附上相应的论证。该章节仅使用一页的篇幅来简明扼要地勾勒《列王纪上》之主旨、背景与内容，却花费近五页的篇幅回顾《列王纪上》的故事情节（123–127页）。相似的篇幅比例亦出现在第十二节关于《列王纪下》的简介当中（第128–134页）。在第三部分，作者别出心裁地探讨了圣经文学对欧美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刻的广泛影响，其中提到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若望·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年）借助《列王纪下》第11章的故事，创作出自己最后一部悲剧《阿达莉》（Athalie），以此影射当代法国宫廷斗争的内幕，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暴政（375页）。总体而言，《圣经鉴赏》属于通识类读物，书中的主体部分并未对《列王纪》或其他圣经作品的文学主题或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但全书胜在结构严谨，开头对圣经成书历史以及末尾对圣经接受史的梳理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陈贻绎著《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

不可否认，陈贻绎于此处的内容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比朗（Avraham Biran）、纳维（Joseph Naveh）、伦德斯伯格、哥登（Cyrus Gordon）等学者所撰写的二手资料。举例说明，陈贻绎认为希伯来历史文学作品中所提及的大卫和所罗门在位之日（即“统一王国时期”，推测为公元前10世纪）是《五经》（The Pentateuch）中大部分内容的创作时间（第250–253页）。伦德斯伯格在其1986年的专著《创世记的编修》（The Redaction of Genesis）中提出了同样的论点（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86, pp. 107–120），并在其2004年的新任职演讲中重申并论证其观点（Gary A. Rendsburg, “The Genesis of the Bible,” Inaugural Lecture of the Blanche and Irving Laurie Chair in Jewish History, New Brunswick, October 28, 2004）。陈贻绎在其书中所提供的论据和分析基本取自伦德斯伯格的专著和演讲内容，却未在文中引用伦德斯伯格。不论如何，陈贻绎将欧美学界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考古文献和分析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实为中国的希伯来史学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相较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前辈，陈贻绎、游斌二人有幸长期留学海外，接触到大量国际同行的学术论著，并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工作。因此，丰富的考古数据、脚注引用、参考文献在他们的著作中显而易见。相对于既往研究对希伯来历史文学作品内容的全然接受和过多复述，这两位中国学者透过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学术理论，对圣经文本内容大胆地质疑和批判。彼时，大陆学者主要还是从文学视角去审视圣经文本，并未过多地关注其中的历史问题（例：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刘锋：《〈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陆扬：《〈圣经〉的文化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种从历史批判学的眼光去看待圣经文本使得陈贻绎和游斌的学术作品在同时代大陆学者的论著中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彼时中国境内的研究容易面对另一潜在问题，即过度地依赖国际研究中的问题导向、论据和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研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突破。在其后出版的教材《希伯来语〈圣经〉导论》中，陈贻绎克服这方面的不足，更深入地反思欧美学界不同学派之间争论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偏见，而游斌在全面梳理考古和文本资料的过程中借鉴“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展现其对不同材料和理论进行创新分析的综合能力，突破了中国境内古代以色列历史研究领域中原有的研究框架。

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0年之后，中国大陆良好的经济发展、宽容的政策导向推动本土圣经研究多元化的发展。同时，电子数据库，如“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建设亦促进大陆学术知识的存储、传播与共享。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论文与专著将希伯来历史文学《列王纪》置放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将其和各种史料进行对比，继而从文明互鉴中理解古代以色列与其他世界文明的异同。

其中一些文章借助接受史的视角，探究《列王纪》中所罗门王的叙事在东西方世界的流传历史。2000年，梁工，即朱维之的其中一位学生、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圣经文学研究》期刊主编，发表了《所罗门断案故事在东西方的流变》一文（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104–108页）。文中首先聚焦于《列王纪上》3:16–28，即所罗门运用神赐智慧审判两位女士争夺儿子的悬案，然后观察其在犹太教《塔木德》（Talmud）和伊斯兰教《古兰经》（Qur’an）中的改编和再创造，同时指出佛教的《贤愚经》也有类似的情节。梁工进一步指出，14世纪元杂剧作家李行道便是根据佛经故事写出《包待制智赚灰阑记》，而20世纪40年代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又受上述元杂剧的影响，创制了《高加索灰阑记》（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以此揭示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犹太孩子需要在犹太教生母与基督教养母之间做出抉择的两难之境。同样的社会问题亦以相似的故事情节出现在犹太小说家雅阿里（Yehuda Yaari）1942年所著的《所罗门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Solomon）。2016年，在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克仁发表《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的文化解析》一文（载《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35–51页），探讨非洲埃塞俄比亚人如何接受和改编圣经故事（参《列王纪上》第10章），使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传说转化为自己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埃塞尔比亚的中世纪抄本《诸王的荣耀》（Kebra Nagast）记录了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相遇的传说故事，其最早的英译本是E. A. 沃利斯·巴奇爵士于1922年所译的《示巴女王及其独子孟尼利克》（ The Queen of Sheba and Her Only Son Menyelek, translated by E. A. Wallis Budge, London: The Medici Society, 1922）

即便如此，上述两篇论文有助于揭示中国学者研究旨趣的发展转向。此时，大陆学者已充分意识到圣经叙事的开放性以及文本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学者们开始拓展全球视野，研究兴趣从欧美世界中圣经文本的接受史，延伸至亚非地区对圣经文本的新诠释与再创造。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希伯来圣经》在中国本土的接受史，比如卓新平和李炽昌均强调从中国的文化处境去理解圣经文本（卓新平：《中国文化处境中的〈圣经〉理解》，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93–97页；李炽昌：《跨文本阅读——《希伯来圣经》诠释》，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而田海华所著之《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亦包括一章内容，回顾中国历代读者对圣经十诫的诠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林艳近期发表的《中国语境下的希伯来创世神话研究》亦使用跨文本诠释法来比对、分析中国与希伯来的创世神话（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年）。

另一些论著则采用追本溯源的视角，探究《希伯来圣经》背后的历史世界与文化思想。一些中国学者对1546年至1710年间在欧洲和北美兴盛的“政治希伯来主义”（Political Hebraism）思潮深感兴趣（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3–101页），随即开始研究《希伯来圣经》，尤其是其中的《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借此揭示欧美现代政治制度背后的文化影响来源。这推动一系列相关论著的产出，其中受到关注的问题如下：与古代地中海东部世界的周边文明相比，古代以色列君主制有何不同？

王立新，即朱维之的另一位学生、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便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他将古代以色列君主制定义为“有限君权”。换言之，从扫罗统治时期直至犹大王国的灭亡，古代以色列的王权受到神的律法与盟约的约束。由于王权必须满足以色列神公义的要求，社会上其他权威人物，如先知、祭司或申命派学者，便有权监督、甚至批评偏离正道的国王。申命派学者在历史叙事中批评所罗门王迎娶异邦女子（《列王纪上》11:1–2, 11–13）就是“有限君权”的极佳例子。根据王的观点，这种对王权的约束和批判态度在古代世界中相当独特，古代以色列的君主制由此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周边文明之中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王立新在1999年与2014年之间发表的论著中一再强调上述观点（《论以色列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89–96页；《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48–250页；《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48–58页；《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139–144页）。虽然“有限君权”（Limited Monarchy）这一概念早在1914年的英文专著中就已出现（M. Willard Lampe, The Limitations upon the Power of the Hebrew Kings: A Study in Hebrew Democrac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14; Edward Day, “Was the Hebrew Monarchy Limit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40.2 (1924), pp. 98–110），但王立新是首位将此概念引入中国大陆的圣经学者。

王立新的观点亦影响了近期关于古代以色列君主制的研究。张倩红，曾任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博士后，现为河南郑州大学犹太历史学教授（王梦梦、高依宁、张倩红：《情怀自浅深——张倩红教授访谈》，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10期，第3–11页），她与其博士生艾仁贵于2013年合写了一篇论文（《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2–119页，后收录于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犹太史研究新维度》，41–69页），透过“nāg?d ”（领袖）和“melek”（王）两个希伯来单词的词源学考辨，进一步证明古代以色列君主制受神权约束的性质。根据他们的分析，前者在《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出现时，语境指向古代以色列领袖对耶和华的顺从；而后者的词根与异邦神祇摩洛（Molekh）相同，暗示古代以色列从一开始便对君主制持谨慎甚至负面的态度。王权不断受到律法、祭司与先知的制约，而这些制约权力的最高来源便是希伯来宗教信仰中的“独一神论”。由此，张倩红与艾仁贵总结道，与“由下制约”的希腊式民主有所不同，希伯来人的独特贡献在于发明了一套“由上制约”的路径。

张若一，南开大学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联合培养文学博士，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政变、改革与文士活动：论〈塔纳赫〉前先知书的反王国书写》，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93–106页），进一步发展王立新的见解，试图重构《撒母耳记》与《列王纪》等作品中“反王国书写”的历史语境。他主张，公元前7世纪犹大王国宫廷内部充斥着政治斗争，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司群体与所谓“国民”（希伯来文：‘am hā’āres?）的政治群体联手，资助一批“申命派作者”（Deuteronomists）创作了大量反王国书写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他2020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论“历代志作者”文士群体的教育制度、文献编纂模式及其思想观念》，载《基督教学术》2020年第2期，第1–15页），他进一步将“申命派作者”的书写活动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文士群体“历代志作者”（Chroniclers）的书写活动进行比较，并借助犹大王玛拿西的转变（《历代志下》33:9–16；《列王纪下》21:1–16）和犹大王乌西雅的事迹（《历代志下》26章，对比《列王纪下》15章），说明“历代志作者”如何修改《列王纪》中的叙述，“将大卫及其血脉神圣化，强调祭司与礼仪的纯正性，……凸显悔改与得救的神圣赏罚观念”（15页），以回应身处异族统治之下所面临的新问题。

上述学者主要透过“有限君权”或“反王国书写”等概念来凸显古代以色列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而梅华龙，即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则在其2021年发表的论文中探讨了新亚述铭文与《希伯来圣经》之间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以此淡化古代以色列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并凸显古代以色列与两河流域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希伯来经典文献对世界帝国话语体系的重构与借鉴》，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127–143页）。他认为，古代以色列的统一王国体现了新亚述帝国的一些特征，而耶和华在后先知书中被重塑为如同新亚述帝国和古代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一般的“世界之王”。因此，古代以色列王国与异邦帝国之间的文化界限并非如此清晰。

梅华龙在文中展现了阿卡德语和希伯来语的阅读能力，而其结论基本延续与发展其博导马西尼斯特（Peter Machinist）1983年所撰之经典论文的观点（“Assyria and Its Image in the First Isaia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4 (1983): pp. 719–737）。后者在其论文指出，希伯来先知书《以赛亚书》第1至39章在描述亚述时使用的措辞用语类似于、甚至有时颠覆新亚述帝国在官方铭文中的自我宣传。马西尼斯特还接着论证《以赛亚书》作者借鉴这些铭文措辞的历史途径。然而，与其导师更为具体的对比范围与更为严谨的论证方法不同，梅华龙在短短的十七页篇幅之中，除了引用阿卡德语铭文，还涉及新巴比伦与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铭文，同时摘录了体裁各异的圣经文献：从《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等前先知书中的散文，到《以赛亚书》《诗篇》《何西阿书》《玛拉基书》《撒迦利亚书》等后先知书的诗歌（138–141页），然后将这些于不同历史时段书写而成的文献混为一谈，以此证明古代以色列人借鉴了新亚述帝国或波斯帝国的铭文术语和思想内容。论证过程中，作者并未深入介绍这些出土铭文和传世文献的具体创作时间、历史背景、文本语境。比如，作者试图透过所罗门王接受“万国来朝”进贡的叙事主题（《列王纪上》10:23）来证明新亚述帝国铭文修辞的影响，但未提供具体铭文作为例证（137页）。作者凭借几节句子之间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便认定古代以色列人直接借鉴了新亚述或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铭文术语和思想内容，因而其论文有论点先于论证之嫌。

平心而论，这种过于宽泛的研究范围并非梅华龙的论文独有的特征。如前所述，中国大陆作者的研究旨趣往往受到更为宽泛的思想概念所驱动，因此作者有时会随意地从文本中摘取经节和段落，然后将之拼凑在一起，以支持更为宏大的论点。一些学者已开始意识到这种论证方法的主观性，并呼吁相关领域研究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犹太史研究新维度》，第2页）。目前，研究范式已在改进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大陆学人具备更扎实的古代和现代语言知识。如前所述，张倩红和艾仁贵在他们的论文中运用词源考辨法，详述了“nāg?d”和“melek”在不同文献语境下的含义，以此论证《列王纪》中的“有限君权”。张若一的论文，通过扎实的希伯来语知识，具体分析、比较《撒母耳记》/《列王纪》与《历代志》之间的平行段落，而梅华龙的论文将阿卡德语铭文与希伯来历史文学作品进行更为宽泛的比对。这些研究成果均为中国大陆的希伯来史学研究打开新的探索空间。

综上，中国大陆的圣经学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希伯来历史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对《列王纪》的系统性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境内早期的学术先驱并不像巩固“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的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年；参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883）或提出“申典历史”理论（Deuteronomistic History）的诺特（Martin Noth, 1902–1968年；参Martin Noth,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 Studien: Die sammelnden und bearbeitenden Geschichtswerke im Alten Testamen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43）那样，掀起对圣经文本内容的历史批判、颠覆既往研究的学术想象，而只是对《列王纪》和其他希伯来圣经叙事内容进行宽泛的转述，且往往未能进行细致的文献考证分析。然而，就是在参考资料相对匮乏、外部环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这般情况下，朱维之、卓新平等中国圣经研究者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发表了众多通识类圣经读物，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通过文学视角，认识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希伯来圣经》，建构起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互动的桥梁。

他们培养了新一代的圣经学者，如梁工和王立新，这些后起之秀又与其他在海外受过教育、熟悉国际前沿研究以及古代语言的中国学者紧密合作、对话。200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201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加快本土圣经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新生代的中国圣经学者，不满足于从文学视角复述和审视圣经文本内容，而开始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视角将《列王纪》文本内容与相关的考古数据、佛教经典故事、非洲埃塞尔比亚的神话传说、欧美学界提出的“有限君权”概念、阿卡德语铭文等不同史料进行比对和分析，从而对《列王纪》中的叙事内容施以更加独立、更具批判性的思考。尽管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并不总是严谨，研究范围往往过于宽泛，论著结论有时也存在过度概括、以偏概全的情况，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均从不同维度展示《列王纪》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改编自笔者近期于牛津手册发表的短文：Lydia Lee, “Academic Research on Kings in Chin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ooks of Kings,edited by Matthieu Richelle and Steve McKenzi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558–573；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7610374.013.40 在此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伍斌老师与刘芮方老师为本中文改编版提供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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