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面闪回：年轻的父亲，从裤兜里拿出一大串铜铁钥匙，几十把，沉甸甸，散开来，满手掌大。所有病区的大门小门，每把锁配一扇门。父亲带着我，逢山辟路般，钥匙在手上，一插一个准，对准一个小门孔，就哗啦打开一扇门，再打开一扇门。长长楼道，栅栏铁窗，脚踩厚木地板有回响。开门后，父亲和遇见的每个精神病患者好像都是朋友，拍肩，讲几句关切的叮嘱和笑话。

父亲从小就引导我：大胆和精神病患者接触；他们不犯病时，往往是“人中精华”，要对他们很尊重。但我进父亲医院，却怕遇见他们。父亲说，在你身边自由走动的病人，已被药物控制好。精神病医生，像高级降魔师，他们和暴躁、抑郁甚至执念欲死的病人交谈，然后开出对应药物，让他们从不正常回归正常。

父亲不是精神病医生，一个偶然，入了医院，属“专业不对口”。他大学读法律，没出过国，但英语天赋高。父亲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哈佛大学毕业的医院院长无缝拼接，始于一次深入的英语交流。院长说寻到了宝，他有不少国外同行，交流精神医学问题，要备忘记录谈话，需有个“懂他的襄理”。父亲以后成为院长办公室主任，院长私人秘书，医院工会主席。

六十年代初我读小学，逢休息日，父亲有时会带我去医院。一个是沪闵路北桥乡下的分院（下图），一个是宛平南路零陵路口的总院。无论分院总院，父亲的医院都美如画，绿树成荫，繁花盛开，假山真水。父亲说，这都是按院长思路设计做的，“让病人怡情静神养心”。

北桥精神病分院，有很长一溜外墙，血红色，墙外大片农田，种水稻，也有油菜桃树。医院被四季变色的农村合围。去时是远征，乘郊县车。入院幽静，几幢花园式洋房是病区。父亲在院里轻快疾步，穿藏青中山装，衣服左上兜还插两支笔，一支圆珠笔，一支钢笔。我在后面碎步跟，脚下有方砖和鹅卵石的路。他对我讲院里的各种绿植：松、柏、柳、樟、枫、夹竹桃，还有隔开病区的一行行矮冬青，被修剪成士兵列队般齐整。

母亲说：父亲五十年代末在北桥分院有六、七年。我们那段时间住虹口，和分院两地隔40公里，单向车程约3小时。我家边上有条不干净的S形小河，在河里抓拿摩温的弟弟和我染上了甲肝。我们生病，父亲一周也只回家住一宿。母亲说，“他眼里只有单位”。每逢周六傍晚，全家人等父亲，一起吃有鱼肉沾荤的团圆饭。那时分配的肉票一人一月二两半，鸡蛋一月大户（5口人家以上）10个，我们全家8口人。家里平时几乎不吃肉，父亲回家那天集中买肉，好的时候，会吃到一块入味的红烧肉，或一块红烧排骨，阿婆烧的。

父亲进屋，会抚摸我们两男两女孩子的头，洒一遍亲热的雨。吃饭时父亲和母亲大多讲医院事。那年我刚上学，一次父亲说，院长调他正式回市区总院，我们的住房，也要换到徐汇区的肇嘉浜路上，家和单位仅几站公交车。这样，父亲能天天回家。

后来，我在“市区总院”见到了和阿公年龄一般的医院院长，高大，和蔼，很端庄的长方脸，鼻梁上架着半圆形玳瑁眼镜。我看到院长和父亲讲英语时，会拊掌大笑。院长还俯身摸过我头，问“长大想不想当医生？”父亲这时望向院长，兴奋地搓手，好像院长真会培养我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

童年岁月，我的头发大多由父亲医院的理发室打理。理发室在医院东南角，20平方米不到，两张黑皮剃头靠椅，两扇嵌进墙内的玻璃镜子。理发师王师傅是苏北人，亮闪闪向后梳的大包头。王师傅唇上常咬根烟为我剃头，理发室便烟雾弥漫。烟抽到最后，他会将烟蒂“噗”地随一口痰吐到门外的乱草地。理发室外，还有一大块医院食堂的自留地，种着毛豆南瓜丝瓜青菜等。医院食堂距理发室约两百米，饭香菜香在饭点前会飘溢过来。理发师一边闻着饭菜香味，一边对我说：你爸爸真想让你以后成为医生呢，像院长那样。

王师傅给我理发，父亲就在一边的镜子前寻把剃须刀，脸上抹白色的肥皂泡沫，自己剃去唇上、下巴、脸颊上的黑刺硬须。剃须毕的父亲一脸光亮，肤嫩，成了美男子。那天他嘲笑我在病人前的丑态：那个晚上，他让我坐在看露天电影的长条板凳上，周围是穿着一身黄色条纹衫的病人，他们用手摸我的脸。其中一个病人睁圆充血的眼睛喊：“是郑医生的儿子啊！”我惊惧，哭泣，逃之夭夭。而在看露天电影的草地边，是戒备的医生护士。一个姓顾的护士长冲过来护住我，挡住围拢来看热闹的人。

王师傅闻之笑了，“郑主任啊，顾护士长对你儿子是真好。”

顾护士长我叫顾阿姨。顾阿姨臂粗力大，部队医院转业来的，嗓门洪亮。有一次在门诊室，父亲带我走过，顾阿姨正在制服一个精神错乱的武打男，被她一压臂膀不能动了，再吼一声，狂人立马无声。顾阿姨对我父亲说：你这儿子，以后当不了精神病医生——他对病人敏感过度。多年后，她又对父亲说：“你儿子喜欢作文，去跟我家老张学学吧。”没承想，大大咧咧的顾阿姨，家里藏着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老公，轻声慢语，满腹经纶，成为我人生第一个写作导师。

父亲对培养我做精神病医生无望，遂转移眼光到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周。小周大我十多岁，形象周正，在野战部队是卫生员，进院起始给父亲当办公室助理，父亲把他轰走，赶到徐教授名下学医。徐教授叫小周脱下复原后还穿在身上的军装，要他走路不得单手插裤兜。于是，小周穿上白大褂，苦读医书下病房，忙得跟我打乒乓球的时间也没有。

自我写作发表了文字，父亲便给了我任务，“写写我们医院”。我写医院前，让父亲“开后门”，潜伏病房一周，体验生活。八十年代中，我的一篇半虚构小说在报上连载，写一个老派的精神病医院院长，阻碍新派医生的革新治疗，新派医生坚持对病人“怀柔”。最后结局虽皆大欢喜，但老院长被定格在“守旧派”，新派医生也被一个貌美的女患者追求，陷入一片尴尬的冲突。父亲每天看连载，却一字不语。我知道，他失望了：没写出他一生敬重的“中国精神疾病治疗创始者的院长”。

赏识父亲才干的院长，在运动中被迫害并染疾致死，这也是父亲一生至痛。

小周（已成为精神病主治医师）也看我写的文字，这样评价：“写得真是的啊，这故事编的，这情节写的。”——等于不说。顾阿姨那时已从壮硕到肥硕，“顾阿姨是大老粗，看不懂。我们家老张说，你看懂了，那小说还是小说？”

长时间涂文字，一度，我晚上整宿失眠，焦虑，人要崩溃，遍访名医无效。父亲着急，请已是顶级专家的徐教授为我“治病”。徐教授不让我去医院，而要我晚上一次次到他家“喝茶水”。八十年代末他的家，屋小，一地鸡毛地混乱。盛夏，徐教授上身就穿破了几个洞的白圆领衫，摇一把蒲扇，脸有汗滴。他慢条斯理，很优美的语言涵养。父亲说，他就是原来院长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先一语不发，听我讲抱怨生活的话，讲心理生理不适，微笑，点头，然后点拨，舒解。我问要用什么药物疗病，徐教授一口回绝：“吃什么药？人有低谷，调整心态就好。”徐教授的弟子小周见着我也说，“去上班，天天扎到人堆里。你喜欢打乒乓，每天打。不舒服了，给我电话，半夜我也接。”顾阿姨那年刚退休，特上门，“你怀疑自己生精神病？真是神经病的想法。我们家太阳（儿子），月亮（女儿），每天都在等着看你这个哥哥‘神经兮兮的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