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一处安静的胡同大院内，推开一道门，穿着统一紫色住院服的孩子们，正穿梭在儿童精神科的廊檐小院之间。

学业压力、社交障碍、睡眠障碍、厌食、幻觉、家庭冲突、注意力缺陷、应激反应……离开集体，原因不一，或只是单纯失去了上学的兴趣，陷入抑郁。

家长容易把孩子拒学理解为“不爱、不愿”，而不是“无法上学”。医生则以两种并存的心态对待孩子：既希望他们回归集体、应试升学，跟同龄人一同融入社会；又谨慎判断复学是否出于孩子本心，隐藏的问题是否改善，对回归后的挑战是否有足够认知与准备……毕竟，复学之路并不容易。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新京报记者探访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北京首个拒学门诊等，走近孩子们的出走与回归经历。

离开的决定经过了数年的情绪累积。不适应密切的社交环境，厌恶打压式的教育语言，被迫选择了不喜欢的专业……最终在老师“文科生就是差生”“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语中迎来了爆发。

离开学校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先是请假，在家自学，然后在老师的要求、亲戚的压力、自我的责问中试图返校，不成功，再回到家中。如此反复数次，终于彻底脱离学校，独自面对高考。

一帆的高中生涯耗时5年，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度过。最大的陪伴不是老师和同学，而是母亲和一名异乡的医生。

对儿童精神科医生来说，拒学已成为日常诊疗中要经常处理的问题。

据相关文献，全球大约17.8%的儿童/青少年存在拒绝上学及其相关问题。在美国，5�8%的青少年有拒绝上学行为；2021年日本针对青少年不上学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排除生病等原因外，不上学天数超过30天的中小学生为244940人。有国内学者发现，广州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行为检出率为22.5%。

今年6月，北京首家拒学门诊在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正式开诊。该院副主任医师李瑛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心身医学科普通门诊，两三成患儿反映拒学问题，近年来回避上学患儿的增多，是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动因。门诊开设后，全国各地的孩子前来求助，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该院挂号系统内，拒学门诊的一周号源显示全满。

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旭的特需门诊，来访者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不等。几乎一半的孩子伴随拒学行为，有的刚离开学校不久，有的已休学在家许久，有的正尝试复学，诊疗中途也有家长单独前来，咨询复学证明等相关事宜。

“心理门诊几乎每天能看到家长为确诊抑郁焦虑情绪、拒学的孩子来预约心理治疗。来医院报名的人太多，需要排队一段时间才能约上。”该院心理治疗师贺琼说。

2019年，一帆离开学校。在家的一个月，她的状态没有恢复，反而觉得十分心累。她前往北京儿童医院挂了李瑛的号，确诊抑郁、焦虑、社交障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高中男生张雷，今年只参加了秋季开学典礼，便以“学校让理发”为由退回家中。在医院，他对陈旭坦白，班上学习氛围紧张，他不喜欢，他要放弃普通的备考，走提招。

14岁的初一女孩桃桃，从今年上半年三月份开始休学，起因是与同学们聊不来，被排挤与造谣，她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新学期没多久，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快又离开了学校。委屈积压在心头，桃桃每天待在家里打游戏、与网友聊天，“久了就不在乎了。”

从拒学到复学，初中生小熊花了一年半。学习压力是主要的原因，只有在名次领先时，紧张焦虑的心情会暂时缓解，很快又在下一次竞争中绷紧神经。在学校里，每次考试过后，小熊和同学被要求写下反思，锁定下一次“赶超目标”，回到家中，父母代替老师成为监督者，没收手机，催促学习。在临近中考模拟考时，小熊变得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能再踏进校门。

除了他们，还有厌食的孩子、睡眠障碍的孩子、记忆力下降的孩子、出现幻觉的孩子、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冲突的孩子、过量吞药试图自伤自杀的孩子、为缓解父母冲突而出现躯体化症状的孩子、因为一根鱼刺应激无法上学的孩子……

“拒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儿童精神科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出现拒学的行为，不管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还是以行为问题为主的多动症、抽动症。”陈旭介绍，拒学不是一种诊断，而是一种态度，之所以在患儿群体中成为一种相对统一的表现，是因为儿童青少年最受关注的社会功能受损，正是拒绝上学。

尝试用比喻解释拒学，李瑛说：“上不了学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来孩子自我成长的困惑和困局，家庭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有更大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上学是孩子将生命力投诸其中的“有意义之事”的一种，自我在其中得到延伸，当阻力发生，拒绝上学行为本身，意味着生命力需要找到新的展现形式，理想的结局是，他们最终能再回归于校园之中。

一帆数次尝试返校，但恐惧感无法消散，一开始光是想起来就觉得恐惧，后来变成走进校门就恐惧，再后来高考临近，返校就此搁置。

她也尝试和学校里的朋友联系过，得到的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没办法获得真实的链接，好像他们是在‘正轨’上，而我不是，他们不接受我的状态，会传来一些否定……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在家自学似乎比待在学校更加困难。除了学业压力，一帆也要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和来自亲戚的评判，最脆弱的时候，即便没有被当面否定，她也忍不住假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自己，最后她完全切断了和亲戚的联系。对于负面情绪，她尝试用压抑来处理，但爆发得更加严重，后来通过李瑛的建议和阅读书籍，她学着面对和接受情绪，通过正念让自己平静下来。

一帆的返校最终通过跳过高三、参加高考、直接进入大学得以实现。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之后，她仍旧焦虑，“硬着头皮上的学。”她知道对于脱离了集体环境，又从未住过校的自己而言，体力消耗、人际互动、上课听讲都是消耗和挑战，她在大脑中反复想象和应对这些困难，要求自己每节课都要出现，慢慢适应现实中的不适感。

“每一个回到学校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不管原因是什么，都值得送一朵小红花。可以想象即便是成年人，已经具有独立生存的基本技能和稳定的价值观，如果在家中脱离社会几年，想要重归也很困难，孩子就要面临更多挑战。”陈旭告诉记者，家长容易把孩子拒学理解为“不爱、不愿”而不是“无法上学”。即便是专业人士，对于复学的难度也可能缺乏体会，今年，一位前来进修的医生告诉她，跟着出了两三个月的门诊，才终于有一点理解到复学的困难之处。

她抛出了一连串复学路上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家活动明显下降，还能否适应全天学习的体力挑战；大多孩子会进入网络、二次元寻求社交，现实社交需要更复杂的技能，能否顺利完成重新链接；上课听不懂怎么办、成绩下滑怎么办、友谊破裂怎么办、被问到休学原因怎么办、别人不理解自己怎么办、被欺负怎么办，在原先的群体中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在那一个下午的门诊中，有两个孩子表达了复学的意向，陈旭没有直接回答行或不行，她问，有没有想过回到学校会面临一些困难，女孩想了想说，可能成绩会下滑，男孩则感到不快，猛地站起来，从诊室推门而出。

拒学、复学、再退学是常态，她在门诊中遇到的孩子，有六七成面临反复，这还是在有充分鼓励和支持的基础上。

复学一定会面临困难，她对每一个孩子提这些问题，有些十分乐观，有些全无预料，有些崩溃哭泣。无论是他人的看法还是成绩的退步，每个问题对孩子来说都可能是天大的事，但都能尝试找到解决之道——无论是通过补习来追赶学习进度、复学前尝试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家长出面向老师寻求更多支持，还是讲述自己的困难与努力而不是疾病诊断、面对背刺和霸凌敢于说不……最怕的是全无准备。

对于休学，医生们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回到校园之中，除了应试，更多是保持与同龄人、社会的链接，在相对简单的环境里发展社会功能；一方面又保持谨慎，他们判断回归是否出于孩子的本心，拒学背后的问题有没有改善，孩子是否做好准备面对环境的改变。

“当上学被视作‘绝对正确’，离开学校的孩子就要面临周边压力，但特殊时期逼他返校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即便逼成功了，这种自我被外界绑架的感受，可能在未来留下‘空心病’的问题。”李瑛说，拒学的终点是重新找到自我延伸的方式，他将拒学视作孩子遇到瓶颈后作出的一种选择，抑或抗争，无关对错。重要的是帮孩子找到那个卡住的结，从中突破，找到自己的节奏。

要突破的第一关是“自我关”。接受自己现在不能上学，突破原有的认知，走出内耗纠结，面对现状。

“去医院之后，医生对于返校这件事一直都不急，觉得自学也可以，回学校也可以，甚至很少给我建议……我觉得自己不合群，不正常，又无法解决，很无力和孤单，但他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全部，帮我将一些纠结的点合理化，这种被接受的感觉对我非常重要。后来因为疫情一度不能复诊，我在家的状态不好，但只要想到他的存在，我就会有安全感。”一帆说。

复学的第二关是“父母关”：父母从抵触到接受，陪伴孩子面对，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小熊的拒学令全家处于恐慌、迷茫、无助之中。一开始，小熊的母亲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则不接受此事，要和孩子“干仗”。

小熊的母亲告知，帮助孩子复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处理大人自己的心理失衡，面对害怕、担心、挫败、埋怨、自责等一系列情绪。至于返校，她被告知，很遗憾，主要靠孩子自己，父母能做的只有稳住心态、托住孩子、给予陪伴，或者，“不添乱就很好”。

一年半中，康复计划基于小熊的意愿展开。他们带小熊走出家门，每周做一次心理咨询，两周做一次复诊；小熊有改变的意愿时，就顺应她的想法，去上画画课、织毛衣、穿手链……小熊抗拒时，就停止推进，保持当下的节奏。能进则进，不能就守，如此度过了一个学期。

快中考时，李瑛抛出建议，要不要试着去补习班补课？小熊答应了。最开始，小熊有一些抵触，慢慢适应，补课的频率逐渐增加。与一帆一样，小熊也通过自学完成了升学考试，在高中阶段回到了校园。

第三关是“学校关”，孩子能否摆脱一直被消耗的状态，在学校里获得新的价值感和牵引力。也有孩子是因为缺失了乐趣与兴趣陷入抑郁之中，离开了学校。当父母放下期待和焦虑，接受孩子有自己的步调，孩子开始“接球”，思考自己何去何从。回到学校后，或许是遇见了喜欢的异性，或许是发现了集体活动的乐趣，或许是担任班干部找到了价值感，这些因素构成了孩子留下的理由。

10月10日，在世界精神卫生日这天上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一条提示：不要忽视青少年抑郁症。应对青少年抑郁症，需从理解、早期识别等着手。

采访过程中，新京报记者发现，在艰难尝试各种努力之后，孩子们选择了各自的路。它们不以分数或金钱衡量，但仍与人生和梦想相关。

“离开旧环境，进入新学校，这是不少见的一种复学路径。也有其他的形式，譬如回到学校里，守住了半天，长期成绩会有下滑，但孩子能够面对这种下滑和他人的质疑，这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有的孩子虽然不是每天，但一周大部分时间可以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找到自己的节奏。”李瑛介绍。

在接触了大量休学案例后，贺琼认为复学的定义可以拓宽：“不一定是回到原先的学校，在家自学、去了技校、gap一年尝试兼职、去做志愿者、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如果治疗得当，家庭和社会给到支持，有的孩子找到适合自己走的路，再面对困难会变得更有韧性。”

一帆告诉记者，她曾经的高中还有其他休学的学生，甚至有人选择轻生，但“没有听说过返校的，最后都悄无声息了。”她仍想返校、念大学，同龄人的境况一度增加了她的焦虑。

“拒学后能再回来的很少。去年我们班有个孩子复学了几天，又不来了，其他基本失去联络了。”在北京当中学老师的许阳介绍。从班里“消失”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大多是情绪问题，有的在班里经历了人际冲突。

有研究显示，即使经过适当的治疗，也只有2/3的拒绝上学儿童可再次返回校园，有近一半的拒绝上学儿童仍有精神病学诊断，并且年龄越大，拒绝上学越严重、返校率越低。

李瑛曾接诊过一名18岁的案例，由于成绩、社交等原因，她休学在家数年，明确拒绝返校，亲子关系充满了对抗与内耗。经过药物与心理治疗，父母接受了现状，允许女儿留在家中，这种接纳反而给了她出门的动力。正好遇到有亲戚在附近开店，由于经营不善计划关门，让她去盯最后两个月，没想到她很了解店内在售的商品，愿意分享信息，与顾客建立了不错的联系，两个月后，店铺转亏为盈，之后由家人投资，她继续经营，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无论结局如何，对于努力在非主流经历中摸爬了一遭的孩子，或许都在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礼物。

一帆说，她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这让她发现不完美的结局也不过如此，就像受了点皮外伤，反而收获了改变现状的勇气。接受心理治疗期间，她学着重新认知自我，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以高考失利为契机，她索性换科复读，并顶住外界反对，选择了喜欢的专业——她想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就像曾经接纳支持过自己的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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